中国公益的全球联结：中外捐赠人的协作与共创——2025中国慈善捐赠论坛圆桌纪要

创建时间：2026-04-03

「中国慈善捐赠论坛暨中国慈善捐赠2025报告发布会」于2026年1月29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举行，由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与易善数据联合主办。活动汇聚了捐赠人、企业与企业家基金会、公募机构、专家学者及媒体人士，围绕年度核心发现和前沿议题展开交流。

发布会设置了三场圆桌论坛，第三场主题为「中国公益的全球联结：中外捐赠人的协作与共创」，面向跨境与国际合作场景，讨论境外捐赠进入中国公益的合作路径与合规治理要点、伙伴筛选与能力建设，以及中国公益机构走出去的连接方式与实践经验，强调在不同制度与文化环境中建立可信赖、可持续的协作框架。

中国公益的全球联结：中外捐赠人的协作与共创

主持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邓国胜老师。

圆桌嘉宾：

吴丹，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海外项目部部长

代洁，北京桥爱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王红，公益慈善研究院（香港）副秘书长

钱霄峰，爱德基金会区域发展高级总监、爱德日内瓦办公室负责人

吴伟，浙江省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公益走出去的连接方式与实践经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邓国胜

邓国胜：刚才金老师说需要讲好我们公益慈善界的故事，我们这一部分比较高大上，中国公益的全球联结：中外捐赠人的协作与共创。我相信陶泽把诸位找来，都是因为你们有全球联结的，所以你们每位先讲讲自己的故事，你们机构要不就接受了海外捐赠，要不就是给海外捐了赠，你们有什么联结？有什么好的故事？要不从吴部长开始？我看那个数据，你们2024年给海外捐了3560万，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海外项目部部长吴丹

吴丹：可以的。大家好！我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海外项目部的吴丹，今天因为郭阳秘书长临时有重要的活动冲突，所以我代表他来参加今天的圆桌论坛。

先说我们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吧，我们基金会成立于1994年，应该是三十而立的年纪。我们基金会一直都在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突然一下就回想到2006年，我那会儿刚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其实从2006年开始，我们红十字基金会就设立了专门负责海外合作的专门的部门，在当时来说其实还蛮早的。我们在这个部门里面主要是在主管单位的指导部署下开展国际人道援助实践，开展涉外联络和项目。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些自上而下地响应国家号召的，包括外交部一些相关的政府部门去做一些涉外援助的工作。例如，为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我们成了“丝路博爱基金”，主动探索海外援助的工作。2017年到疫情期间，是我们基金会海外援助工作的一个高峰，在那个时间段其实能看到我们整体基金会一共覆盖了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惠及了大概百万民众，涉及到的资金体量超过3亿元，最大的资金体量其实是在抗疫的时候，因为抗疫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做国内的援助，还要投入国际的50多个国家的医疗相关的援助，所以那段时间是我们的涉外援助，不管是公众意愿还是我们基金会接收善款的一个爆发期。

现在其实我们基金会更多的涉外援助工作，是整合国际网络的资源优势，比如说像UN联合国这样的机构，国际红十字组织，在地的NGO，跟他们一起合作，开展项目合作，能够发挥各自的特长，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整合我们最优质的资源，一起“走出去”，做我们的项目。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谢谢！

邓国胜：谢谢吴部长的分享。红十字基金会最大的优势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国际网络，所以在疫情期间发挥得淋漓尽致。谢谢！接下来有请代秘书长。

北京桥爱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代洁

代洁：谢谢邓老师！我是北京桥爱慈善基金会的执行秘书长，接到陶总的邀请，其实我也挺紧张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出海的项目。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桥爱这些年做的一些工作。我们桥爱也是一个企业型的基金会，目前在北京、香港、澳大利亚悉尼都有桥爱，但这三个地区的基金会分别是当地独立注册的，在运营和财务状况上来说，我们之间完全独立的。但是在项目运营资源上和专家资源上，我们又是互通的，因为三个地区的桥爱都是在立足做公众的心理健康和艺术疗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国际化交流的资源平台，能够让我们在艺术疗愈和心理健康公益领域有一个比较前沿的项目设计。

我简短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三个地区做的一些工作。在北京，桥爱基金会是2013年经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立的4A级非公募基金会，我们主要聚焦在公众的心理健康公益服务项目，我们项目主要包括“心灵放映室项目”——走进学校、“心桥计划项目”——走进社区，和中央美术学院合作开展艺术疗愈的行业教学学术方面的研究，通过“知心伙伴艺术疗愈人才培育计划” 项目为大学生提供艺术疗愈技能培训和志愿者服务培育——蓝老师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特聘专家，我们希望能在青年培育上有一定的人才输出，面对大众提供公益志愿服务。还有“心圆计划”项目，秉承着慈善组织的公益责任，开展紧急救灾、助学项目等。在北京，我们主要是围绕着以上几个项目开展的。

在香港，我们和香港大学合作开展单亲妈妈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在2019年设立的，我们在当地为单亲妈妈人群提供团体和个案服务。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个“单亲妈妈小组研究计划”手册，为当地的单亲妈妈心理健康服务提供了一些参考。

在澳洲，我们主要做的是心理健康+艺术的结合，以及当地的心理健康社群的建设。因为澳洲的桥爱基金会创始人有地产项目，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能够提供社区支持，让当地的艺术家、心理学家有一个展现自己成果的机会。我们在澳洲和新南威尔士大学一起做了“大焦虑节”项目，让当地社区居民体验艺术疗愈、体验心理工作坊，帮助他们通过这样的活动去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

以上就是我们桥爱基金会在中、港、澳三地做的一些项目，也是我们在心理领域、在国际化交流方面做的一些工作。谢谢！

邓国胜：谢谢代秘书长，划重点，他们是企业基金会，依托企业的优势，在不同地方都成立了独立的基金会，依托这些独立的基金会来开展类似同样的艺术疗愈等方面的公益项目。谢谢！

接下来有请王红。

公益慈善研究院（香港）副秘书长王红

王红：各位同仁，下午好！谢谢邓老师，谢谢陶总和蓝老师。我24日刚回到香港，昨天晚上又奔赴清华，为什么呢？我们有好几个契合度。首先这场圆桌论坛的主题就是我们的本体和我们的本业，也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生存的一个基业，也是我们的强项。第二个，今天这个研究，其实我们同步在做一个亚洲版的慈善捐赠的研究，但是我们是在亚洲10个国家，第一个阶段就是做现状全景基线评估，就是做基线，所以非常感谢我们项目团队辛勤地劳动，我觉得花了很多功夫，但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中国公益慈善捐赠的全景，也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

针对这个研究，我下面倒是可以跟大家再具体讨论一下我们用的方法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太一样。因为很多人对我们那个机构不是很熟悉，我也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机构名称是公益慈善研究院（香港）。但是我们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机构，我们是2023年9月份成立的，相对于三十而立的老牌基金会来讲，我们还在幼儿阶段，但是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为我们两个创始人也是投资人是香港赛马会和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都是亚洲排名第一的有责任的企业以及最大慈善捐赠机构。我们这个研究院成立的目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是取之于港、用之于港，我们今天讲出海、过河，都不可以。我们公益慈善研究院在两个捐款人的支持下，我们这个机构专门做国际的和国内的公益慈善，其实讲白了，就是搭平台，我们搭几个什么样的平台呢？我觉得优势，大家都知道，因为香港是一个东西文化交融的国际大都市，我们背靠祖国“一国两制”这样一个制度优势，所以我们主要是搭建一个联结本地，中国国家和亚洲和国际的公益慈善的交流平台，我们现在有几个，虽然只是过去三年，我们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就了。我们的国际平台有Foundation circle，我们叫慈善基金会，我们从2023年开始每一年都会召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基金会，差不多都是国际1/3、亚洲1/3，内地1/3，由我们发起和参与的一个平台。另外我们有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就是PBC，今年9月份香港见啊，就是我们的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这是一个国际联结公益慈善的学术讨论、最佳实践展示、创新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等等这样一个平台，这是我们召集的共创与协作的平台。

我们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平台，因为我们是个Think-Fund-Do，我们的研究平台就是一个亚洲慈善研究委员会，我们整合了亚洲10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基金会组成这样一个研究院，我们希望能够去研究植根亚洲、惠泽亚洲的亚洲公益慈善是什么样的，慈善捐赠现在的基线是什么，但是如果说我们2036年我们让它增长到什么时候，这个增长的动力和模式是什么？所以我看今天的捐赠，我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现在这个视角可能是比较静态的，我看这个的时候就在想，去年是1500亿元，今年是1324亿元，降了，其实根据中国的GDP，好像还有4%和5%，为什么我们的慈善捐赠金额一直在降呢？这里面肯定是有原因的。如果我想在这个盘子里面，比如1324亿元，明年到1600亿元、1800亿元，我们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就是我们的使命，因为我们就是要推动亚洲公益慈善的规模、质量、成效。所以我先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亚洲慈善的平台。

另外，1月份我们刚宣布的亚洲公益慈善人才平台，我们1月15日推出了一个亚洲公益慈善领导力LEAP计划，我们面向亚洲，希望能培养亚洲区域性的新兴领导力这样一个公益慈善的人才平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从我们的知识交流，到策略性捐赠，再到行业建设，我们是希望能够建构一套，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立足亚洲、服务亚洲的这样一个行业生态体系。谢谢！

邓国胜：谢谢王秘书长，马会搭建了很多，应该不叫马会，应该叫公益慈善研究院，搭建了很多平台，特别是促进亚洲的联结，一会儿再来听你的高见。接下来请霄峰讲讲爱德，你是日内瓦办公室负责人，你们都在海外干了一些什么？

爱德基金会区域发展高级总监、爱德日内瓦办公室负责人钱霄峰

钱霄峰：首先谢谢陶泽总的邀请，本来应该是我们的理事长丘仲辉先生来参加的，因为我们机构明天、后天是在南京开年终总结会，领导不能来，我平常因为在北京，所以委托我来参加这个会议，非常荣幸。

回应邓老师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机构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我想用两句话可以概括。从历史的维度来讲，我们是叫“引进来”“走出去”，所以在座的我们机构，爱德有40年，去年庆祝了40周年，应该是最年长的，我们前20年主要特点是“引进来”，所以我们叫中国改革开放在社会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的一块试验田，所以在成立之初，包括在前二十年的阶段，我们的资金基本上绝大多数是来自于海外，我们也跟国际，特别是欧洲、美洲大量的机构开展了广泛的合作，所以这个我们叫“引进来”，那个时候更多的是请老外来中国，我们收他们的钱，然后我们在中国开展项目。到了后20年，从2005年响应国家发展大势爱德开始“走出去”的历程，我们用另外一句话概括，我们自己的战略，叫项目全球化、机构国际化，所以这里面包含两个维度，一方面是在项目领域，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比较多的国家，有需要的国家去开展发展类的项目。当然很多项目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从紧急救援、响应人道主义灾害的时候开始，然后慢慢扩展到发展类民生类的项目，后续我们也在很多国家开展了可持续发展、环境生物多样性等有关的项目，教育、医疗，这个范围就逐渐扩大了。

从机构国际化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要支撑项目全球化的话，必须要有机构的国际化来做支撑，我们可能有几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刚才邓老师对我们这个办公室很好奇，的确，爱德是第一家在日内瓦设立办事处的中国的社会组织，2016年3月份在日内瓦做了非常简短的一个小规模的揭牌仪式的时候，我那时候还不在爱德，但是我记得当时China Daily就报道第一家中国社会组织在日内瓦的。我们之前是在肯尼亚，之后我们是在埃塞，也都设立了办公室，更早的时候，其实在机构，85年成立的第二年，我们就在香港设立了香港爱德，也是作为一个重要的筹资国际合作联络的桥头堡，一个联系的平台。

所以大致上机构层面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布局，当然可能在一些其他的重点区域，比如说美国、东南亚，原来可能也考虑过，也都有一些考虑和设想，因为各种原因，目前还没有做这样一个布局。

另外，我们觉得除了这些实体的办公室之外，国际的网络，包括跟联合国体系的接口，也都是很重要的国际化的基础设施。所以我们2014年就获得了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也为我们后来参与联合国的很多工作，包括最近这几年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倡导活动打下了一个基础，这两年其实中国机构获得这个身份也越来越难，受到了很多阻挠。

另外，我们也加入了一些国际组织，往往是他们第一家来自中国的会员，所以这里面可能以人道主义相关的工作为主，但是也不是局限于这个方面，所以我觉得这些国际网络的身份，我们是他们的成员，而且我们的机构领导也积极参与到他们的治理层面，比如说积极申请竞选，成为他们的理事，这些都给我们机构国际化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包括国际上比如说最早的时候讨论人道里面的环球计划sphere，我们也是比较早地透过日内瓦办公室了解到，在机构内部开始做推广，在国内机构里面做这方面的培训。现在争议比较大的，比如DEI也是透过这些国际网络、国际办公室就了解到，在机构里面也开展了这些方面相应的政策，因为你加入这些国际网络的时候，是会有很强的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他会问你很多问题，你在治理层面，你在相关的标准，还有一些基本的机构文化等层面，有没有类似的政策、做法、支持的系统，如果通不过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成为他的会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机构这个层面国际化打下的一些基础。

就先回应这些。

邓国胜：谢谢霄峰，爱德是老牌基金会，40年，前20年主要接收海外捐赠，后20年开始项目全球化、机构国际化，谢谢！

接下来有请吴伟，我跟吴伟最近还是比较有缘分的，频频在会场上见。

浙江省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吴伟

吴伟：谢谢邓教授，这几天嫣然医院亚鹏这个事情比较受关注，微笑明天也是这样一个服务唇腭裂患者群体的慈善机构，也是多年来我们国内基金会中唇腭裂救助体量最大的一个组织。我是1999年9月开始致力于唇腭裂救助，所以当时亚鹏在北京发起嫣然基金的时候，我记得是2006年12月，我也前来参加，那时候我们已经在全国帮助了2万多个唇腭裂小朋友了。我在2013年正式发起创办了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今天重点不是讲国内这块，主要讲国际化这块，当然微笑明天这几年在大家的支持下，我们差不多一半是线下的私募，一半是互联网的公募，公募方面得到了腾讯、阿里、TikTok等平台的大力支持，线下这个板块我们有海内外不少知名的企业跟我们在一起合作，我们一路走来虽有挑战但整体发展还比较平稳。

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去海外开展公益是在2006年10月2日这天。带着一支医疗队去了海外，去的柬埔寨这个国家，暹粒省，也是全球知名遗迹之一吴哥窟的所在地，我们与近20名专家过去帮助了50名柬埔寨孩子，结束以后得到了柬埔寨王国卫生部的嘉许，在金边专门给我们开了一个欢送会，还给我们每位专家颁发荣誉证书，所以我们很感动，我说这个地方好啊，一方面中柬友谊源远流长，另外一方面说明当地国家对我们的慈善工作很重视，唇腭裂患者数量不少，症状明显。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们应该来做公益的地方。所以从那以后我们每年都去，后面又开拓了蒙古国、乌兹别克斯坦、孟加拉、印度等国家。我当时就感觉到这个时机可能成熟了，所以我就在微笑明天基金会成立后不久开始着手筹备成立海外公益平台。我们有几个好伙伴，也是像今天这样一个大会上认识的。从2006年开始我逐渐结识到很多海外朋友，这些朋友分两拨，一拨是资源型的，一拨是医疗界的。资源型的就是企业的董事长，高管。比如说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印度塔塔集团的一位企业家，就类似于中国腾讯这样的大企业，他们在印度有20多家上市公司，我认识了他们的一个董事叫朗吉（音），也认识了新加坡竹脚医院的院长、一位整形教授，叫姚正龙，我还把他邀请到中国来，看我们做的唇腭裂手术，他看了以后很感动，他说那我们携手在东南亚一起做些公益，我说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经过八年多的筹备，我们在2015年终于搭起了Smile Asia这样一个平台，当然我们的机构名称在新加坡叫Smile Mission 基金会，有的时候平台和机构名称略有不同，我们在新加坡，包括在印度等国家以及香港特区，我们都通过联合，设立了这样的慈善机构。不是我自己一家的力量去设立一个机构，我更多的是联合大家的力量，就是我把企业端的资源和医疗专业资源给整合在一起，我们在每个地方建立一个机构，在当地形成一个理事会以后，有助于大家把资源进行相互连接和分享。

合作路径与协作框架

邓国胜：谢谢吴理事长，其实你不讲之前，我原来真不知道你们在新加坡有代表处，还在东南亚有这么多项目。特别感谢刚才五位嘉宾给我们分享了他们在海外的公益慈善项目。其实我们没有调研之前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多公益慈善机构在国际有这么多的慈善“走出去”，所以接下来把大家拉回到陶泽的慈善捐赠，拉回我们的主题，你们刚才的故事已经分享得很好了。刚才的报告，我相信你们也都听了，也看了，有几个数据，一个数据是2024年我们接收海外捐赠总共也就26.39亿元，我们还有一个数据，叫作筹款型公益组织国际项目的支出，也是在海外项目的支出，才3.49亿元，也就是说到2024年，你看你们的故事讲得这么好，我们有那么多组织在海外，但是我们在海外项目的支出才3.49亿元，直到2024年海外对我们的捐款还高达20多亿元，你们觉得这些数据跟你们想象的一致吗？陶泽的数据靠谱吗？王红该你了，你刚才不是想分享不同的思路吗，所以你评论一下。

王红：因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就不好批判了，但是我想其实陶泽团队他们不是内地第一家来做中国慈善捐赠的这样一个研究和预测，我们在座的马京晶老师是从捐款人的角度，捐什么、怎么捐、哪些人捐、捐到哪里去，他其实也做过推算，但是他当时推测的那个数据，好像当时会场是远远高过现在这个1300多亿的，当然这里面有个方法论，就是分类的问题。我前两天在哈尔滨的时候听到中国慈善联合会讲今年中国慈善捐赠是1500亿元，我想可能就是方法论的问题。

这个数字好像还没有公开，我看到中国2023年的慈善捐赠好像是950亿美金，但是这就是一个框架，和方法论不太一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要找到亚洲的慈善各个国家的基线，我们要找它的增长模式，金老师不在，金老师如果在，她肯定会批评我，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蛋糕做大，我们会尽可能去撬动所有的社会力量、私人资本，所以在我们那个模式里面也是分了两类，一类是钱和股票，另外一类是物资。钱和股票里面，其实在大众捐款里面，我们就专门新增了一个细分，就是提高净值人群，因为这部分人是未来我们要去努力，是我们要去做工作的对象，我们希望他们把财富更多地投到我们第三部门等等。所以我们就会看，我们未来每一个国家的增长途径是在什么地方，从量上来讲有哪些可增长的。另外，我们在梳理不同亚洲国家这样一个增长模式的时候发现，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是十来个国家的基金会在一起研究，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实践经验，比如印度有一个政府主导的CSR的法律，就是你的企业收入达到多少，比如100万的印度币，2%一定要回到非营利领域。日本2018年推动了一个“僵尸存款”，其实就是休眠存款，因为日本老人很多，他们很多钱在银行可能都不记得了，或者走了以后就没人管了，他们规定如果这个存款账户超过十年没有人来支取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用到非营利领域，是政府来主导的，社会事业、社会福利等等。每个国家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我们也分了政府主导的、企业主导的、社区主导的、宗教主导的等等。比如印度的CSR 法律，他的那个钱，自从有这个法律以后，他的慈善捐赠那个盘子马上就上来了，那他还有什么增长点呢？他们个人的大众捐款可能不是那个，所以他就会对腾讯，因为腾讯也是我们的委托方，他对腾讯的公益平台就很有兴趣，如果他能够把科技引到公益慈善里面，这里面是不是也有增长呢？我们就是在想，比如说今天讲的是投资，是我们公益慈善去做投资，是不是一个增长点呢，信托，刚才很多人提到信托，它是不是增长点呢？它的阻碍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公益慈善界的人要怎么来做？比如我现在找到这个基线，我就找到每个国家增长的可能性的一些点的时候，我就做一个预测，比如我到2036年从0.1%增长到1%，那想想我们内地的慈善捐赠就会大很多了。这个盘子大很多，但是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呢？刚才他那里面我们就会去想，就要去做政策倡导，税收改革，可能我们的使命就是去做这些，当然不是我自己做，我可能要动员业界大家来协作，这就是我们做的。

我就是希望未来我们能不能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大家共同协作，从捐赠人的角度，从接收的角度，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共同建构一个中国的公益慈善，我们大家能不能拧成一股绳想怎么来提升整个慈善这个蛋糕。包括质的问题，很多人说这个质怎么来算呢？就是成效，今天我们在想其实像腾讯基金会，他就是利用科技，他把“最后一公里”的慈善做到精益求精，就是解决社会问题，这也是一个成效的提高，这也是一个质。因为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是香港，比如我们观察到国家的重点战略和国家发展任务，其实它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比我们公益慈善不知道大了多少倍，比如乡村振兴解决了多少社会问题，以前是精准扶贫、“一老一小”等等，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我想这一块也可以是我们的增量。

从内涵来讲，我们可不可以把公益慈善的量放到一个更宏观的，比如说建构一个更包容的社会，建构一个可持续的社会。比如说刚才讲到东部基金会这么多，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东西部区域发展方面提升包容性与可持续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公益慈善质量提升的一部分，等等。我们可能还要加入一些比如福祉指标、环境指标来衡量。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要在顶层设计上做一些调整。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还是很传统的公益慈善——不好意思，没有批评的意思——只是因为我们不懂，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能力和领域知识。所以我们就不会做这一块，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从我们的角度还是要呼吁在座的国内的公益慈善伙伴，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还是要携手把我们这个做得更好。

邓国胜：谢谢！谢谢王红，给你更高的期待，第一，方法论还得进一步完善，从以前都是估计+统计，转向统计+估计。

王红：我们做这个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后面讲那些做政策指导，给捐赠人，其实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特别给捐赠人去做一些什么，我们做这个研究，研究就是一个起点，因为我们后面是要把高质量的、高成效的、影响力驱动的亚洲慈善，要把这个定义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做这个的时候也得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发展中国公益慈善捐赠，我们每个做研究的人都得有这样一个目标。

邓国胜：不仅要统计，而且还得分析。

王红：目标，就是你要去实现这个。我还有一个建议，我觉得你还要做预测，因为你每年GDP 5%，我们都是倒退，这肯定不行的，高质量的慈善捐赠怎么做起来？

邓国胜：还有哪位有什么分享？对这个数据。

钱霄峰：我倒是觉得这个报告刚才提到的这两个数据，跟我们基金会在实操当中的体感是差不多吻合的。一方面来讲，比如国际资金的减少，我刚才也提到，我们在最近这二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年，国际资源是明显缩减的，当然我觉得是跟中国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已经很快要接近高收入水平国家了，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还受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有一定的存量，包括境外非法律下注册的境外机构的代表处，还在做，所以有存量，但是跟之前比肯定是下降了，短期几年之内的波动，我觉得这一块可以再具体看一下。

另外一个，讲到中国“走出去”这部分的资源，我觉得跟我们的体感一致的原因是，在宏观政策方面社会组织“走出去”是非常被鼓励的，包括邓老师和黄老师做了大量的研究，我们也真的是参加了特别多的政策研讨，感觉在中央层面各个部门都是大力支持和鼓励甚至鼓动大家“走出去”。但是在稍微微观一点的层面，比如在省里或者到地方上，不涉及到这些涉外工作的部门，对具体工作当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感觉这几年比以前还多了，所以感觉到“走出去”这个概念很响，但是落到实际层面，比如我们能拿到多少资源在海外开展项目，我觉得这十年应该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这个资金量没有突破，而且停留在这个层面。而且有些时候在局部，比如我们以前做互联网筹款是可以拿一部分钱给国际项目的，但是这几年因为备案审批的困难，基本上这条路被堵死了，甚至有些微观上的小的后退，所以我感觉大体的体感差不多，还是需要发展，不能只是在宏观上有这样一个口号支持政策，还是需要很多细微的政策把它去梳理、疏通，最后落到实处转化为实际的资源，结合社会组织的战略和行动把它落实在这些国家。

王红：邓老师，我要跟陶泽提个问题，在国际那块也没有港澳，在中国这块也没有港澳，我们的定位在哪里？

钱霄峰：这个我也有一个小问题要问，比如说我们实践当中有些我们的资源，我们香港办公室、香港爱德募集到的，出于国内资源进来，再出去很不方便，他可能直接把这个钱就转到，比如说我们在东南亚、南亚的这些国家去实施项目，我理解在我们现在这个研究框架里面是没有办法纳入进来的，这种情况我现在了解到还有不少，因为国内资金进出的障碍。

邓国胜：对，谢谢霄峰的补充。第一，她肯定了你的数据还算靠谱，跟她的体感一样。第二，其实我们真正海外的捐款量比现在这个数要高，最主要的原因，你们也有一些钱，从香港到海外。

钱霄峰：其实我们不太愿意这么做，因为体现不了我们基金会总部的账上，很多时候真的是把这个钱打回来再转出去实在太困难了，有些时候可能不可操作，就算了。

邓国胜：对，其实刚才代秘书长也讲了，他们在澳大利亚、香港都有办公室，他们这个钱也没有被切进来，是在当地成立了独立的基金会，在当地支出，所以这部分资金大量的，所以我感觉不止这三点，多个亿。

钱霄峰：还有一点，我刚刚想到的，比如说中国现在已经是联合国的第二大会费缴纳国，我们跟第一名美国的差距几乎已经很小了，这笔钱，比如类似这些，我们是支持多边体系的费用，有没有被纳入咱们这个报告考量的体系里面来？

彭炯：不一样，他那个调查是会员国秘书处的，像儿童基金会，是另外的钱，这是资源捐款，资源捐款我们并不可以，我们的捐款汇出的是秘书处的钱。

钱霄峰：这个算不算大的国际慈善的范畴？

彭炯：这不算慈善的。

邓国胜：因为刚才主办方提醒我时间到了，其实陶泽还给我准备了三个问题，没时间讨论了，留待以后吧。接下来请每位用一句话，吴伟，从你开始，对未来慈善捐赠趋势的判断或者什么都可以。

吴伟：这个趋势一定是非常好的，几个月前陪着邓老师到美国去了一下，感觉我们的捐赠体量跟美国一比是1/20，所以这个潜力非常大。通过易善数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慈善趋势，同时也可以精准对接更多的资源。

邓国胜：谢谢吴理事长。

钱霄峰：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组织还是中国国际合作、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力量。

邓国胜：谢谢！

王红：香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个超级枢纽和孵化器，所以我也呼吁在座的所有公益同仁伙伴有机会多跟我们交流，也期待未来有共同协作，共同携手去建构一个高质量的亚洲公益慈善的体系。谢谢！

代洁：谢谢邓老师！谢谢各位嘉宾！很高兴咱们公益同仁在公益领域里面能够发挥我们公益人的特质，这样温馨的活动，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多多参与。桥爱在中、港、澳三地开展慈善公益事业，我们会一直秉承初心，持续专注在心理健康领域发挥自身优势，也希望能和各位公益伙伴有更多的联结。谢谢大家！

吴丹：我也总结一句，因为我们红十字的属性是全球化，是国际化的，我们有一张全球的网络，它叫“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这张网络，所以我们在国际合作中主要是调动了我们自己本土的资源，以及我们国际红十字组织相关的资源，以及各国的国家红会，所以在整个三方体系里，我们发挥的是一个平台性的作用，我们愿意敞开怀抱，欢迎大家都可以携手我们共同出海，确保公益这艘大船行驶得更平稳、更顺畅。谢谢！

邓国胜：谢谢吴部长。

我们这个环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